隨著大數據、云計算、物聯網、機器學習、人工智能、深度學習等數字技術等普及與廣泛應用，國家治理的數字化轉型迫在眉睫。
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，“現代化”是最高詞頻，先后共出現過64次，加上“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”的20次，共計84次，這充分說明了我們黨高度重視中國特色“現代化”轉型之路的治理經驗總結。在國家治理的眾多維度之中，數字治理可謂愈發(fā)重要。黨的二十大報告圍繞“數字化、智能化、信息化”進行了多方位的論述，“信息化”出現了4次，“智能化”出現了3次，“數字經濟”出現了2次，其他領域，例如，“數字中國”、“數字貿易”、“數字產業(yè)集群”、“教育數字化”等各出現1次，系統(tǒng)闡明了我國對數字時代治理挑戰(zhàn)的最高回應。
隨著大數據、云計算、物聯網、機器學習、人工智能、深度學習等數字技術等普及與廣泛應用，國家治理的數字化轉型迫在眉睫。本文從政府、經濟、社會、公民等多元行動主體出發(fā)，提出了國家數字治理的六大問題。
一是數字技術與多元治理行動主體之間的互嵌性問題。技術嵌入與組織調試歷來是政治學、組織學、政策學和公共管理學等學術界關心的大問題之一。數字技術的快速發(fā)展與應用場景的拓展是技術革命的重要體現，先進、復雜的數字技術如何被各種類型的組織所采納？與政府、企業(yè)、社會組織等的適配度、嵌入度是重要的理論與實踐議題。此外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(fā)，不同的行動主體采納數字技術的過程、模式與機制具有較強的理論應用價值，也需要未來深入探究。
二是數字政府轉型的中觀與微觀機制研究。政府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組織，其數字化轉型結果影響深遠，意義重大。雖然已有研究對此有較為充分的討論（數字執(zhí)法、不見面審批、智能監(jiān)管、數字化政務服務等），但是，對于不同類型的政府是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的？有哪些模式、經驗可以總結？換言之，在我國數字政府轉型的中觀和微觀機制有哪些？數字政府轉型的限度在哪里？都是這個領域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。
三是數字經濟發(fā)展的政策供給機制研究。在數字經濟領域，兩大基本命題需要引起足夠重視：數字產業(yè)化和產業(yè)數字化。前者，強調數字技術的產業(yè)化運營，后者關注數字技術的應用如何改變產業(yè)結構即傳統(tǒng)產業(yè)如何升級，新興產業(yè)如何監(jiān)管。此外，在理論和方法上，數字經濟規(guī)模如何測算？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出發(fā)，數字經濟發(fā)展的政策如何供給？目前，政策供給主體多元化、政策執(zhí)行碎片化、政策反饋的靈活性等問題亟待關注。
四是數字社會轉型的場域識別與應用限度研究。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顯著改變了社會連接的方式、社會互動的模式以及社會發(fā)展的路徑。數字時代的社會治理轉型需要綜合研判數字技術的應用場景，更要關注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限度。社會治理有社會治理的法則，數字技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，需要在不同場景下、不同條件下予以探究。
五是公民數字素養(yǎng)的提升機制研究。數字中國戰(zhàn)略的實施離不開公民普遍的數字化素養(yǎng)提升，然而，公民數字素養(yǎng)的提升又帶來數字時代治理的新挑戰(zhàn)。面對這一棘手的問題，如何通過正式的、非正式的渠道普遍提升公民數字素養(yǎng)，使得數字時代的公民參與既普遍接入，又穩(wěn)定有序。
六是數字政府、經濟、社會與公民的互動機制。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出發(fā)，數字時代的多元主體互動是必然趨勢。政府的數字化如何影響公民數字化，公民數字化又如何作用于政府服務改善；數字政府、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的互動模式和相互影響的機制需要深刻挖掘；公民的數字素養(yǎng)對數字社會、政府、經濟意味著什么？上述種種問題需要訴諸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框架之下討論，又調節(jié)和改變著國家的數字治理能力。
上述理論與現實問題是我們在“十四五”期間面臨的關鍵治理挑戰(zhàn)，解決好這些問題，就可以推動我國數字治理實現更好發(fā)展。
作者：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助理、教授 孫宗鋒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