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漢時期，隨著海南島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圖，海南的經濟與社會發(fā)生了很大的變化，與此相應的海洋文化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。
一、海洋疆域的出現與海洋巡視的萌芽
隨著統一中國的秦王朝的出現，海南海洋第一次構成了中國南部海疆的一部分。早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中國東部及東南部的海洋即擔當了齊國、吳國與越國海疆的重要角色。楚國的南疆僅至“洞庭、蒼梧（今湖南境）”，并未到達海南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統一中國，秦始皇派尉屠睢統帥大軍，分五路進攻嶺南。公元前214年，秦始皇設置桂林郡（今廣西桂平南）、南海郡（今廣州市）、象郡（今廣西崇左縣內），發(fā)謫戍50萬屯駐嶺南，至此，秦的勢力伸展到了南海，南海第一次作為一個政區(qū)名稱而出現，同時南海區(qū)域也就成了秦王朝海疆的象征。
東漢時期，中國地方官員有每年定期出巡所管轄地區(qū)（行部）的制度。我國南方的地方官員也不例外，定期出巡南海諸島。晉代謝承《后漢書》記載：“汝南陳茂，嘗為交趾別駕。舊刺史行部，不渡漲海（漲海指的是包括南海諸島在內的南海）。刺史周敞，涉（漲）海遇風”。一直到晉朝，仍然可以看到中國官員“行部入海”的記載。
二、海洋的行政管理職責設置
漢王朝對海南的管理中體現了一定的海洋文化因素。一方面，在官職職名設置上體現了這一特色，如漢政府曾設立有樓船將軍、戈船將軍和伏波將軍（伏波將軍路博德、馬援與樓船將軍楊仆等人在海南人民中有廣泛的影響），其官名顯然與海有關。另一方面，在行政建置的名稱設置上也體現著海洋文化現象，如漢政府在海南島建立的郡中，有珠崖郡，有紫貝縣（今天的文昌）、玳?？h（相當于今瓊山市）。
三、海南海洋資源對中原王朝的供應量大為提高
秦漢以前，海南海洋資源對中原王朝的供應只有零星的記載。秦漢時期，中原王朝加強了對海南島的控制。早在秦始皇進兵嶺南時期，就已經垂涎越地的“珠璣、犀、玳瑁、果、布”等珍異之物，其中相當一部分產于嶺南沿海（尤其是海南島和廣西合浦地區(qū)）。公元前196年，南越王趙佗在陸賈勸說下歸附漢王朝以后，趙佗每年均向漢王朝進貢，其貢品中有些方物就來自海南。漢文帝即位后，趙佗的職貢有貢白璧一雙、翟鳥千、犀角十、紫貝五百、柱蠹一器、生翠四十雙、孔雀二雙，并去帝號，對漢政府朝貢不絕，一直持續(xù)到漢武帝建元四年（前137年）死去，其中有些方物就是南海的海洋產品。此外，南海的珊瑚也是進貢中原王朝的奢侈品。據說皇帝的宮殿“積草翠池中，有珊瑚樹，高一丈二尺，一本三柯，上四百六十二條，乃南越王趙佗所獻，號為澤火樹；至夜光景常欲燃。”而《述異記》中說漢光武帝時南海獻有珊瑚，皇帝命令安置在宮殿前面，稱作“女珊瑚”?？梢?，在大部分時間里，南越地區(qū)歸附于當時的中原王朝，朝貢方物的方式中即體現著特定的海洋文化因素。漢武帝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漢政府徹底滅亡南越國并在南越地區(qū)設立郡縣以后，更是加強了對這一地區(qū)的控制，海南海洋資源對中原王朝的供應量隨之大為提高。
四、海路文化的出現與發(fā)展
當人們對于海洋的認識達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，海洋航行不斷延伸，海洋航路不斷開拓，形成了豐富的海路文化。秦漢時期的海南，隨著中原王朝對海南、對海南周邊海域認識的加深，出現了一定的海路文化。應該看到，海路文化的發(fā)達是以強大的海船建造為物質基礎的。漢武帝時中國的造船業(yè)比較發(fā)達。前面說過，漢政府設立有水師、樓船將軍、戈船將軍，足見政府對發(fā)展海軍事業(yè)的重視。漢武帝建立有龐大的水師，并在“昆明池”訓練過水師，據說其中的“豫章大舡，可載萬人，舡上起宮殿”，萬人之說可能夸張，但是足以說明其載重量很大。其建造的樓船高十余丈，設備先進，功能齊全，適合海洋航行，漢代的樓船曾揚威于渤海、黃海、東海和南海。在航海知識方面漢代航海業(yè)也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。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，當時的航海著作有《海中星占驗》（十二卷）、《海中五星經雜事》（二十二卷）、《海中五星順逆》（二十八卷）、《海中二十八宿國分》、《海中二十八宿臣分》（二十八卷）、《海中日月慧（彗）虹雜占》（二十八卷）。另外，東漢伏波將軍馬援還在瓊州海峽兩岸建立了潮汐碑和導航燈塔，這些航海卷帙或濱海燈塔的建置均為南海區(qū)域的海路文化奠定了基礎。
秦漢時期，我國東方海域提供更多的是方士們活動的舞臺（秦皇、漢武的海上尋仙行為），而西南海域（包括南海和印度洋）展現的則是繁忙的中外貿易。據《漢書·地理志》記載，當時中國已經正式開辟南海海道上的“絲綢之路”，當時（漢武帝時）的出發(fā)點是徐聞（今廣東徐聞）、合浦（今廣西合浦）、日南（今越南順化）三個港口，沿著南海、印度洋航行，最遠處可以達到黃支國（今印度東南部）和己程不國（今斯里蘭卡）。西漢以后，通過這條海上絲綢航路的交往更加繁忙。東漢永建六年（131年）葉調國（今印度尼西亞）曾派人前來“貢獻”（《后漢書·西南夷列傳》），延熹九年（166年）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路經南海前來貢獻象牙、玳瑁等物（《后漢書·大秦傳》）。這些貿易或朝貢創(chuàng)造了南海的海路文化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對海洋航行資源的開發(fā)。其出航的港口雖然不在海南島本土，但是所路經的是南海海域，這對人們認識海南以及將海南逐步推向世界將會產生重要的影響。
五、海洋風俗文化的初步形成
公元前179年漢文帝即位后，南越王趙佗歸附漢政府，在其呈上的奏書中曾說“南方卑濕，蠻夷中間，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，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”（《史記·南越尉佗》），海南的氣候屬于海洋性氣候，因此才會有“南方卑濕”的現象，而住在海邊的人們的服飾以“輕”、“薄”為其特征，因此這里提到的“駱裸國”和人們的穿著特征應該有著一定的聯系，趙佗在這里不是針對海南的風俗而說的，但是他說的這種文化現象屬于包括海南在內的南方沿海區(qū)域的共同現象。成書于漢代的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稱：“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，中國（即中原）得而棄之無用”，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的蟲部指出：“南蠻，蛇種”，這樣的飲食習俗（沿海居民嗜食魚、蚌、蛤、蛇等水生物）在今天海南仍有保留，這與臨海的地理環(huán)境分不開。
秦漢時期海南還存在著文身習俗。該習俗可見于《山海經·海內南經》，其中說到漢武帝于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平定南越時，在海南島設立的珠崖、儋耳二郡中，就有“點涅其面，畫體為鱗采，即鮫人也”，鮫人也就是生活在沿海的的海南土著居民。漢代海南的文身習俗還見于清人程秉銛的《瓊州雜事詩》之中，其詩曰：“官貪珍賂能遺患，民習雕題總少文。兩事殷勤相戒語，漢家循吏首僮君。”是說漢明帝時，丹陽僮尹自儋耳太守擢升交趾刺使，還至珠崖時，勸諭黎民不要縷飾面頰，即不要沿用文身習俗，由是黎民之俗日變。其中的“民習雕題”即是當時海南島的風俗。直接提到海南風俗的是《后漢書·南蠻西南夷列傳》：“其珠崖、儋耳二郡在海洲上，東西千里，南北五百里。其渠帥貴長耳，皆穿而縋之，垂肩三寸。”這是說漢朝時在海南存在有儋耳（又作耽耳、擔耳，意為大耳）風俗，與之有關的記載還見于《山海經·海外北經》，其中說有一個“聶耳之國”，其國民“為人兩手聶（同捏）其耳，縣居海水中”，這里的“縣居海水中”，意指懸于海中之島，即海南島。
顯然儋耳風俗是海島風俗文化的一部分，今日在海南省有儋州市，其地名或許與歷史上的海島風俗有關?！稘h書·地理志》在記載關于南海與印度洋上的航路時，曾說當時漢人可以遠航到“黃支國”，“有黃支國，民俗略與珠崖相類。”那么，黃支國中與珠崖（今海南）民俗約略相類似的是什么呢？“其州廣大，戶口多，多異物。自武帝以來皆獻見。有譯長，屬黃門，與應募者俱入海，市明珠、璧流離、奇石異物、赍黃金雜繒而往所至，國皆稟食為耦，蠻夷賈船，轉送致之。”可知珠崖（今海南）和黃支國（今天的斯里蘭卡，是一個島國）在某些方面有著共同的海洋文化特征（如多異物，即地方特產，有自己的土著語言，在一定程度上依托海洋貿易）。
